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第61-71页。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提要
《尚书·尧典》载尧派和叔居西垂以测日。和叔为秦人先祖。西周时又迁秦人于西垂之地。远古时人们的认知范围有限，为什么知道渭水西汉水上游西垂之地？其实这体现着一个早期长久的群体记忆。渭水西汉水上游为丘陵地带，气候好，有稳定水源，无水患且少争战，适宜于早期人类较集中的稳定居住，故伏羲氏与黄帝部族的早期发展均在这一带，早期传世文献和大量的出土文献与丰富的历史印记都证实了伏羲与黄帝生处的正确性。论证所据皆为有关记载的最早文献，包含着一些上古传说，而很多人依据南北朝以后材料甚至牵附明清时的地名和传说论伏羲、黄帝的生地，值得商榷。
关键词：渭水；西垂；天水；西汉水；伏羲；黄帝；秦人西迁
一、秦人西迁最早之居地
《史记·秦本纪》载秦先祖中潏当商代中期，“在西戎，保西垂”。直至西周后期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孝王使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因而周孝王使其“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秦本纪》下文又说周宣王时秦“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又说“文公元年，居西垂宫”。秦文公元年即周平王六年（前765）。看来秦人初迁所居之地在西垂，当汉之西县地。至西周中期周孝王时人口繁衍、势力也扩大，便向东发展至犬丘，即西汉至西晋的槐里县，至秦庄公之时则又回至西垂，后世也称作“西犬丘”。
关于西垂的地望，或以为在陇南天水一带，或以为指关中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个别学者认为在今山西。实际上有的证据就难以信据。论远古、上古之历史，所引作为论据的文献，应该是先秦时代的，至少是汉代的（秦火之后，有不少先秦典籍不存，汉朝廷几次组织人从民间收集佚书重为编订）。“西垂”具体所指，要从商周以前人的认识入手来确定。
其实，100多年前学术大师王国维写的《秦都邑考》，对这个问题已考究得很清楚。其文在引述了有关文献之后说：
然《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纪》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水经·漾水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唯犬丘一地，徐广曰：“今槐里也。”案：槐里之名犬丘，班固《汉书·地理志》、宋衷《世本注》均有此说。此乃周地之犬丘，非秦大骆、非子所居之犬丘也。
接着又列出三条证据再加论证，然后说：
《本纪》又云“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此西犬丘实对东犬丘之槐里言。《史记》之文，本自明白，但其余“犬丘”字上均略去“西”字。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
则秦人东迁最早是居于陇右之西垂即西犬丘。其他各说主要是联系后来秦人的活动轨迹和较迟的文献记载加以生发，俱不可信。
关于西垂或西犬丘具体所在，上面所引文字已说清。《汉书·地理志下》也载：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秦亭、秦谷在今清水县境。这是指非子时周孝王新封之地，非秦人西迁始居之地，然而距西垂不远。
既然问题很清楚，为什么古今很多学者对秦人迁地在西犬丘持异说？这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在于：将秦人西迁，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地方？这里并非商、周最西边界，而是戎狄所居之地，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原的人未必知道这个地方，秦人也未必一定会至此极偏远之地。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公布了一部失传文献《系年》。其第三章云：
图片时间是在武王卒、周公听政的一年。商盖即史书中所说商奄，地在今山东曲阜以东。因商曾建都于此，商亡之后商之上层多逃之于奄，故周公杀秦人之首领飞廉，而迁秦人、奄人于朱圉。“朱圉”即朱圉山，为今甘谷县南部与礼县北部相连的大山，其南面下临西汉水。由此可以说明，秦人确是被迁于陇右，而且至迟在西周初年被迁于西汉水上游的朱圉山。
那么，为什么周公要将秦人与商奄人迁到这里呢？为什么上古周人对这个地方有那么深的印象呢？
秦人先祖中潏在商代中期已“在西戎，保西垂”，则早在周公听政之前秦人已迁于汉水上游之地。故祝中熹先生在《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尧之时执掌司日之职的羲部族与和部族，即阳鸟图腾部族，为秦人远祖。和叔受命“宅西”，即居于“西”。秦人最早迁于今西汉水上游在尧舜之时。
《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叔、羲仲、和叔、和仲敬重天象的变化，观测日月星的运行规律以定历法，分别居最东、最南、最西、最北之地以测定日之出没、一年中的长短变化。其中说：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这是说命令和仲居于西方之昧谷，测定太阳西落的时间变化。
秦人之所以很早就对日月运行规律有所关注，因其靠海，能看到广阔的天宇，也常看到海面上日月星辰的投影，对日月的起落和星辰的运行有更多、更细致的观察。至今人们喜欢海上看日出、在泰山看日出，也多少说明了这一带观察日月运行时在地域方面的特殊优势。因为秦人总结天象变化较早，所以被派遣到西垂测定一年中日月运行的规律。
关于秦人最早迁于西面的具体地点，早期文献中也有反映。《太平御览》卷三引《淮南子》中佚文说：
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泉之池……日西垂，景（影）在树端，谓之桑榆。
关于崦嵫所在，《山海经·西山经》说崦嵫山在鸟鼠同穴山附近。郭璞注：“日没所入山也。”《离骚》“望崦嵫而勿迫”，汉王逸注：“日所入山也。”关于崦嵫山之具体所在，古今所有的文献都说在天水西南。则作为地名的“西垂”实是由“日西垂”而来。
“崦嵫”即古之西垂，其得名应是因周初迁商奄人于此之故（“崦嵫”的“山”字旁为后人为显示山名而加）。总的来说，据《尚书·尧典》所载，秦先人在尧舜之时已迁于西垂之地，据清华简《系年》，西周初年周公同样迁秦人于西垂之地。
这就更引起人们的疑惑：为什么尧舜时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就一定要在陇山以西定一个观察日西落的基点？而且在一千余年之后周公同样迁秦人于此？
在没有文字，交通也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人们对以前事情的了解和较远之地的认识，一是依靠群体记忆，二是参照标志性的山川和遗迹，三是根据传说。群体记忆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一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群体中被时时称说，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及同一些习俗联系体现出来，无形中代代相传相感，形成一个基本观念。传说则是侧重于某一重大事件，在传播中慢慢省去一些枝蔓和细节，而将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的梗概传下来，讲述者会无意识地加入自己理解的成分。群体记忆的可靠性甚至超过文字记载，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要成为很多人的意识存在是不可能的，而文字记载有时反而会被有意改变。从尧舜至夏商千年左右尚保留关于西垂的群体记忆，必然是上古、远古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个群体记忆和传说所依托的，便是汉水、西垂、朱圉山。
笔者以为，秦人两次被迁于西垂，与伏羲氏和黄帝都起于天水一带，与这两位在中华远古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氏族首领的群体记忆和传说有关。一般事件不可能会形成这样长久、深刻而广泛的群体记忆。
二、关于伏羲生处的文献依据
远古之时，平原地带的河流会因暴雨而漫延，并随时改变流向，田地、居处在夏秋之季随时可能被冲光，不但原始农业难以进行，生命也难以保障，故民众多居于半山或丘陵之地。这就形成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人类长期稳定地生活于西北山地，依靠狩猎或原始农业繁衍发展的状况。同时，天水、陇南一带由于六盘山、陇山和两当县东侧山脉的阻隔且路途艰险，实际上形成了陇右的安全屏障。直至汉代，有些因战乱而西过陇山避难的人仍因其难行而伤叹。
《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收汉代《陇头流水歌辞》第二首云：“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陇头歌辞》第三首云：“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三秦记》云：“关中人上陇者，还望故乡，悲思而歌，则有绝死者。”直至南北朝，以“陇头”“陇头流水”为题写悲苦之情的歌谣仍不少，也多少反映出陇山在维护陇右一带安全上的作用。《魏书·氐传》载：“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仇池即仇池山，在今西和县西南部，西汉水在其以西、以南流过。《魏书·氐传》又云：“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土地肥沃，山林茂密，真可谓世外桃源。《宋书·氐胡传》中亦云：“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此处戊搜，即杨茂搜，为西晋初年仇池国之主。上古之时这一带不受侵扰，人们的生活安定，也形成较好的人类文化积累，各方面发展较快。这应是远古人类最理想的生活地带。今天水一带、渭水、西汉水上游很多地方远古时是极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陇东的庆阳一带，由于子午岭的堵挡，也要稳定得多，故周人在此得以充分发展，然后才东进关中。相对于中原和东部一带来说，这些地方的文化积累也更充分。
有关伏羲的记载，于先秦文献中见于《楚辞》中之《大招》（为屈原青年时代所作），伏羲氏见于《列子·黄帝》。关于伏羲氏的生地，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两种汉代纬书。
其一为《诗含神雾》，《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大迹生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这是后代大部分人作为依据的一种说法。《列子·黄帝篇》云：“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后代对“华胥”之地的解释有分歧，但各家解说所依据材料都在南北朝以后。有一条最早的记载却被古今学者所忽略。《淮南子·地形训》云：“正西弇州。”意思是在正西之地弇州。这其实正是指西垂。后代学者皆主张在今山东。其依据是《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载东昌府莘县有弇山，“旧有泉曰弇山泉，《志》云：即古弇中聚也”。该书著者顾祖禹，明末清初人。几千年中同名或名称相近之地甚多，这怎能作为论远古历史之依据？至于其他种种说法，亦不值一提。
我们看《穆天子传》卷三所载弇山和晋人郭璞的解释：“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弇”，清代学者洪颐煊《竹书穆天子传》据《山海经·西山经》即引作“奄”，清翟云升即校“弇山”作“崦嵫之山”。则由《穆天子传》这部先秦典籍可以证明伏羲生于崦嵫山一带，即自远古相传的日落之处。
古今所有的文献都说崦嵫山为“日落之处”，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它既不在祁连、昆仑之下，也不在金城、凉州一带，这在西汉时人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何以明清以来辞书文献仍这样解释？这其实也是据远古留下来的群体记忆，反映了远古之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部族在这一带生存发展，长时间以其西侧的这座山为日落之处。
其二为《遁甲开山图》，其中说：“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即取此说。仇夷山即仇池山。秦汉之时“夷”“池”音近（至今作为“池”声旁的“也”与“夷”声母相同）。
以上二说虽不一致，但古代仇池山亦曾在天水郡管辖范围之中。
《庄子·胠箧》中列举了很多远古部族，也提到“伏羲氏、神农氏”，并云：
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这大体反映着远古人安居的状况。至末一句“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乃是针对战国之时你争我夺、征战不休的情形有意夸张言之，非其实。人类因为有交流，才形成文明的孕育发展，从当时已有的结绳记事即可以看出早期人类的相互交流与思维发展。又《周易·系辞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八卦并非一开始即如今所见式样，而是起于结绳，又由刻画符号演变为数字卦，再演变为今之形态的。《庄子》一书中五次提到伏羲，《楚辞·大招》也说到伏羲。看来，上古文献中主要是南方学人的论著中对伏羲的传说有所反映，而中原一带及齐鲁之地儒家学者只推崇尧舜，对此前有关伏羲、黄帝的传说有所删弃。
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当在7800—7300年前，同伏羲时代相当。其范围约6000平方米，其遗址已为地穴式房屋，有斜坡门道通向室内，屋壁有向室内倾斜的柱洞，可见上部是圆椎形茅草屋顶。屋内为硬土地面。房屋周围或附近处有窖穴，应为贮存粮食或杂物者。出土各种陶器，除生活用具碗、杯、三足钵、罐、壶、瓮等之外，还有纺轮等生产工具，石器有石铲、石斧、各种石刀及敲砸器、刮削器，还有磨盘、石锯、纺锤。骨器有锥、针、凿、镞、小锯。此外还有用于修饰的骨珠、陶环、蚌饰等。由之可以看出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状况。在天水一带，从大地湾文化遗址发现国内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发现的动物骨骼有猪、牛、羊、犬、鸡，猪已成主要家畜；发现最古老的彩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陶器内壁发现有十多种彩绘符号，这是最早的文字雏形。在良好的自然条件下，自然有先进的文化蕴育产生。
由上面这些可以看出7500多年前人们生产、生活的情况。原始农业和狩猎、养殖以及手工艺都已产生，人们已有了表现美的装饰品。
为什么伏羲成了中华文化最早的创造者，在后代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是一位空前杰出的首领。距今8000多年以前整个地球处于冰川期的后期。在此之后，冰川后退，气温升高，使人类在生活、生产各方面处于良好的自然条件下，整个人类活跃起来。伏羲氏的出现，既有大自然变化的原因，也有地域上的优势。伏羲也只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个氏族代表或曰首领而已。
三、从最早的文献记载看黄帝生处
黄帝生于何处，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但是有两件事实谁也无法否认。
第一，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说：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空桐即崆峒。司马迁为汉代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首先到陇东的崆峒山考察有关黄帝的遗迹与传说，可见西汉前期以前人们认为黄帝与陇东崆峒山有关。
第二，《国语·晋语四》载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在秦国时，他的臣子司空季子对他说：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重耳因为到了秦国，才有人给他讲了这段与秦地相关的远古历史。这也是关于炎黄早期历史在上古文献中的最早反映。
近代以来在中国上古、远古史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徐旭生先生，认为姜水即宝鸡城南过渭水一二里姜城堡的清姜河。关于姬水，他说：“至于姬水，不知道是现在的哪一条水，可是姬姓的周弃就住在邰。”上古曾为周人早期居地的邰在今陕西省宝鸡与咸阳之间渭水以北，位于武功县西南。关于姬水，徐旭生先生在认真研究之后倾向于渭水。他说：“炎黄公同渊源的少典氏族大约在西方渭水的上游。”
徐旭生先生认为兴起于陇右的炎帝族、黄帝族两大部落是顺着渭水及黄河东下而进入中原之地的。他说：
我们的祖先有一部分，此后叫作华夏族，内中有一个氏族叫作少典。它与有蟜氏族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区域大约在今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原上或它的附近。从这个氏族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一个住在姬水旁边，此后得了姬姓，就叫作黄帝氏族；另外一个住在姜水旁边，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这两个氏族发展以后，渐渐有一部分顺着河流，向东迁移。
徐旭生先生的结论，不但是在对上古文献通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而且1935年他曾到宝鸡和靠近甘肃的一些地方做过实地考察。徐先生1913至1919年留学法国，也具有现代科学思想。他在八十、九十年前提出的一系列结论，为学界所重视，也确实为以后我国史前史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在上古、远古史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刘起釪有《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一文，其第四部分经过详细论证之后说：
以上所述，显有极大可能，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连白龙江、白水江之水。大抵依此两水所居之姬、姜两族，一在渭水即其以北，一在渭水以南。由此更看出了姬姓的黄帝族地域大体即氐族地域，姜姓的炎帝族大体即羌族地域。
刘先生认为姜水即发源于岷县东南、在今舟曲以东入白龙江的岷江。其原因在于此水古名羌水，这一带古为羌人所居。这个结论同徐旭生先生的姜水之说有异，看来还是徐先生的说法要妥当一些。关于姬水的看法，二位是相同的，都认为姬水即渭水。
再看看这个问题在先秦文献中的反映。《庄子·在宥》言：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
这正反映了黄帝在早期就是活动于陇东南、天水一带的。文中所说“立天子”，不过是指担任部落首领而已。黄帝能成为一个部族的首领，而且后来向东发展，成为中原一带部落联盟的首领，最终融合炎帝族，抗击蚩尤，受各部族之拥戴而成华夏第一位部落大联盟的杰出首领，同他能开阔地思考一些问题，谦虚地向有经验、思想开阔的人请教有关。看《在宥》所载黄帝向广成子所问的问题：
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这是胸有大志而尚未成功时的语气，是继承了氏族或部落之首领尚未发展至更广大地区、拥有更多部族时的口吻。这与黄帝开始时在陇东南、天水一带活动的情形是一致的。
尧舜之时迁和仲一族至西垂以测日，也同黄帝“欲官阴阳以遂群生”的愿望有关。在人类对一年日长、冷暖变化的规律有一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确定日历以记事、以行政、以论史，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之一。
关于黄帝生于何处，还有些较早的文献可以印证。两汉之际著名学者崔篆的《易林·屯之萃》中说：“黄帝所生，伏羲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可见在西汉之时人们认为黄帝是生于伏羲生处的。陇右天水一带地域较偏，但在上古、远古之时生存条件良好：气候适宜，多丘陵，少水灾，便于居住，农耕、狩猎均可；也不似中原冀州为四方争战之事。《史记·封禅书》中说：
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
《说文》载：“隩，水隈崖也。”即水边上的半山地。这正说明了远古、上古人居地的特征。这便是“神明之隩”，即伏羲、黄帝这样的神明之人可长期居住之地。因这里产生过很多神明之人，所以很多神祠都集中在这里。这是司马迁当时所说“古代”的情况，还说，至晚周之时尚郊祀这里的神明。崔篆为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古属冀州范围。可见黄帝生于天水的说法流传之广，尤其是在后代传说中为黄帝活动中心地带的冀州人也认为黄帝生于天水，就充分说明伏羲、黄帝皆生于雍州天水这一说法的可信度。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云：“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姚瞻之家乡南安在今河北省蠡县南，同崔篆家乡相近，而两人前后相差四百来年，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群体记忆的可信度，而且这里还指出具体地方：天水郡上邽城东轩辕谷。因此黄帝活动于天水一带是完全可信的。
《水经注·渭水》在引述姚瞻之说以后接着说：“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但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是作“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由此可知，皇甫谧所说是在姬水附近的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是郦道元之语。后人引之说而带上下两句，大误。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四《秦州一》云“轩辕谷在州东”，并云：“《通志》谓谷在今清水县东南六十里，误。”此《通志》即雍正六年创修、乾隆元年成书之《甘肃通志》。看来在清代以前已流传黄帝生于天水以东轩辕谷或曰寿丘的说法。明清之时清水县治即在今治地。天水也在近代之天水（今秦州区）。而清水在天水之东北，几千年中传闻产生小的歧异，也是正常的。但结合“生于寿丘”一说来看，应是生于天水。只是，生于清水说产生较迟，当在宋元以后。因为唐初时依旧称上邽县置天水县，属秦州，治所在今秦州区西南天水镇（旧称“小天水”），南宋时在这里置天水军。姚瞻和皇甫谧之说结合起来看黄帝生处是在今天水镇之东北。这里正有一座山，今叫“齐寿山”，宋元以前人将此看作古之“寿丘”。《水经注》引皇甫谧说中被妄加入的“寿丘在鲁东门北”，其加入时间大约也在唐宋之后甚至南宋之后。
至于清水，肯定在黄帝部落早期活动的范围之内，这是清水有轩辕谷的原因。但轩辕谷不一定就是黄帝出生处。远古之时人一般是居于半山，而不会居于谷中。有的人不论上下文而将此寿丘解释为山东鲁北门之寿丘，完全是牵强附会，有悖事实。后人有辑《帝王世纪》佚文将郦道元语一并辑入，以讹传讹，造成很大影响。
如上所言，黄帝族早期活动范围东至于崆峒。庆阳之正宁县又有黄帝冢，也见于较早的文献记载。也说明整个陇东南一带是同黄帝早期的活动有关的。
黄帝部族从今天水一带东北至崆峒山附近，为其发展之第一步。然后向东至今正宁，在此停留一段时间之后，沿沮水至洛水边今陕西黄陵处，然后顺洛水而南下。徐旭生先生说：
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渐向东北走。今山西省南部沿黄河的区域，姬姓的建国很多。
徐旭生先生还说：“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这个看法符合黄帝氏族从形成到不断发展、不断东移的实际。
大量的出土文物遗址也说明在远古之时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玉石之路上的今天水一带，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比较先进的。秦安王家阴洼遗址在县城东北靠近清水县处，其墓葬区和居住区揭露面积625平方米。遗址分为两个类型，第二类型遗址时间稍迟，约距今5000—5700年。遗址有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经夯筑，壁面为黄色细泥，厚约2厘米，表面光滑，较硬。住室前部有一圆形直壁灶坑。有斜坡门道，室内有圆底柱洞，说明也有屋顶的支柱。发现的陶器有钵、尖底瓶和夹沙红陶罐、盆、甑等。也有生产工具。看其生活设备，同近代一些偏远乡村的相似。由此可以看出黄帝之前这一带的社会发展水平。
大地湾四期文化（前3500—前2900），从各方面来看，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时间上说，正相当于炎黄时期。
天水师赵村四期、五期，西山坪四期、五期，庆阳南佐、宁县阳坬，合水曹家沟、平凉侯家台、甘谷灰地儿、武山傅家门、礼县高寺头、武都大李家坪也有同类文化遗存，各种石、骨、陶器制作工艺又有很大提高。这些地区也正是在黄帝早期活动的范围和边缘地带。
在甘肃省东乡自治县林家遗址发现有铜渣，并出土一把环首小青铜刀，距今4900—4700年左右。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存中，也出土过青铜短刀，形制上又有改进。目前甘肃发现早期铜器300多件，占全国出土商代以前青铜器总量的80%以上。至于大量精美的彩陶，更不用说。《墨子·耕柱》云：“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铸鼎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开即夏王启。上古时君王也称作“后”，“启”避汉景帝之讳作“开”。此蜚廉非商周之间秦人之祖飞廉。《史记·孝武本纪》载：“黄帝作宝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禹也是起于西北羌地的。这些与前文所说地下出土情况一致。从当时社会发展的程度看：大约在5000年前，黄帝族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以陇西平原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前3300—前2050）又称甘肃仰韶文化，之后以甘肃中部和东部为中心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些文化显示出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其青铜制作步入青铜冶铸的开创期。这应该是黄帝氏族主体部分东迁之后留下来的氏族文化的反映，对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早期秦人活动的历史印记
最有力地证明了早期秦人在天水、陇南一带历史的，自然是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天水甘谷等处的早期秦人墓葬和天水、陇南其他地方出土的上古文物。这是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才被发现的证据，也就是铁的证据，不用多说。这里要说的是：早期秦人在这一带长期生活繁衍，从弱至强，以至向东发展，还留下了一些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
第一，形成比较开放的思想观念。秦人最早生活于今山东，在中原各部族看来是属于东夷。但从尧舜之时开始，秦人祖先就同中原一些部落有密切合作。迁至西垂以后，同西戎相处融洽；至夏代末年周人由邰（在今陕西武功以西）迁于今陇东庆阳后，也与周人相容相处，形成经济、文化上的互动与交流。周人建国以后，秦人“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仍与周边部族和睦相处，并互通婚姻。终至“西戎皆服，所以为王”。至周代，又为周人养马。周孝王仍让秦人“和西戎”。周人东迁后，秦人占有其地并“收其余民而有之”。至西周末年因周厉王之无道造成西戎反抗，秦人坚持同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秦仲死于平定西戎叛乱之中。周宣王召见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命秦庄公为西垂大夫。这些形成秦陇人无狭隘的族系观念、思想开放、具有明显的华夏一统观念的特点。
至今甘肃主要有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蒙古族等十多个民族和睦相处，很多地方是杂居在一起。各民族都有着对祖国的深厚热爱之情。
第二，宗法观念淡薄，而具有较突出的法制观念。秦人的始祖皋陶（即大业）在尧舜时曾任大理（掌法、治狱之职）。《诗经·鲁颂·泮水》有“淑问如皋陶”，郑玄笺：“使善听狱之吏如皋陶者献囚。”《管子·法法》：“舜之有天下也……皋陶为李。”原注：“古治狱之官，作此李官。”《世本·作篇》：“皋陶作五刑。”这些都说明皋陶在虞舜时掌法理之职。他被作为秦人的精神象征，因而也影响了后代。不过秦人之有较强的法制纪律观念应主要是两次长途迁徙中同行同歇、互相关照形成的统一行动意识；加之长期以狩猎为主，养成互相配合、信守约定的习性。
第三，养成陇右人刚正勇武的品性。这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人们所熟知的是飞将军李广。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之末评：“《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其实只就西汉时言，在他前后以勇武刚正名列青史者就不少。《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之后赞曰：
汉兴，郁郅（今甘肃庆阳县）王围、甘延寿，义渠（今甘肃西峰市）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北）苏建、苏武，上邽（今甘肃天水清水县）上官桀、赵充国，襄武（今陇西县东南）廉褒，狄道（今甘肃临洮）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
所列整个西汉以勇武名列青史者13人，属今陇东南部与中部者11人，陕西中部2人。这些人的事迹中也体现着顾大局、坚守正义、耿直刚正的性格特征。
历史上陇右的文人，也往往带有耿直、坦诚的性格特征。第一位便是东汉赵壹。赵壹为汉阳西县人，正为秦人西迁最早所到之处。由《后汉书·文苑传》可知，他怀耿介之心，在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国势衰微的情况下愤世嫉俗，而秉持刚正人格，为朝中忠正之臣所重。唐代权德舆在朝任职时先后三次执掌贡举，提出“育人选士，为国之本”，从不屈服权势的干预。其一生为官不结党、不受贿，在内部斗争中宁可辞职回家，也不向邪恶一方屈服。至明代李梦阳，一生因为抗击皇亲、揭发权贵等五次下狱，而终不改耿直刚强之秉性。这里不能一一列举。笔者以为这种秉性的形成同自然环境有关，也同秦人的传统精神有关。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和习俗上的群体记忆。
第四，在宗教信仰和节俗方面也体现出深刻的群体记忆。
（1）《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正义》：“汉陇西郡西县也。今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也。”下文记周太史见秦献公一段《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
笔者以为西汉以前所说秦人的“人先山”，即三国时所说“祁山”，“祁”字本义即祭祀之处。
后世陇东南一带东岳庙很多，不仅各县都有，而且不止一处。就明清以来（主要是清代）情况而言，最多者一个县有五处，且大多留下碑文。今所见有关碑文最早者为元代至元五年（1339）礼县《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祀》。西和县嘉庆十四年《重修东岳庙碑记》中说：
若夫神号“东岳”，《博物志》谓“为天帝孙”，主召人魂魄，古所称神符是也。至云“东岳注生籍，南岳注死籍”，此固世俗所传，漫无可考者。
这是一篇很有见解、有一定理论水平的碑文。文中所谓“为天帝孙”，因《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为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故传为天帝之孙。
今所见古代文献最早祭泰山，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即秦扫平诸侯、统一九州后之第三年，“始皇东行郡县，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泰山刻石中说：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
可以看出这是在统一六国之后祭祖报功之举。所谓“思迹”，即回顾其发展的过程；所谓“本原事业”，即追溯其事业兴起的根源。
事实上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首先去祭拜的是秦人兴起之地西垂（西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正义》引《括地志》云：“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古上禄县在西和、成县之间。东面、南面很大的地方他不去，而先到古西垂之地，是他怀着极兴奋、自豪的心情去拜祭西县的先祖陵墓与先人祠，向先祖表白他已完成了统一华夏之大业。
这个信仰之普遍，应同秦人习俗的延续有关。汉承秦制，西汉以后各朝帝王都祭东岳，直至唐、宋、元、明、清，各朝都加封。这当中也都体现着一种一统的观念。
（2）陇东南一带春节前后的春官“说春”风俗。从冬至一天开始，陇南、天水、陇东的平凉、庆阳便会有春官带着木板印的“春帖子”（上有二十四节和每月头一天的甲子，可以由之推知大月、小月和每一天的甲子，虽只一张，而作用等同于全年日历），进门先唱。所唱既有传统的说春歌，如《二十四节气》《十二月生产》、节俗类、七十二行类、劝善类等，也有新编的歌。春官有就眼前所见出口成章的功夫。陇南、天水一带每年说春的人主要是西和县坦途关（今属石峡镇）和礼县龙林乡川坝河谷的农民。坦途关在冬至以后每家都要有人出去说春，言不去对自家不吉利。村里有春官头，每年事先为大家划分活动地区。民国以前出版、印刷不易，日历也不易买到，而农人要靠日历安排一年的生产活动。但是老百姓能预先知道下一年二十四节的日期和大月、小月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春官们能事先印出来，而且同旧皇历丝毫不差。说春的人都是在陇东南的极偏僻之地，这应该秦人重节气和天象的传统的遗存。
（3）从群体记忆方面说，最突出的是天水陇南一带每年七天八夜的乞巧节。同七夕节相关的是牛郎织女传说。织女就是秦人始祖女修。《史记·秦本纪》开头即说：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大业即秦人之第一位男性祖先，又称作“皋陶”。女修是以织而名列青史的，她又是五帝之一颛顼之后裔，故在后来的传说中，成了天帝的孙女织女。秦人历来熟知天象，他们将天上的星河以自己所居之地汉水之名命名，称作“汉”或“云汉”。如《诗经·大雅》中有诗《江汉》，指汉水，其开头为：“江汉滔滔，武夫浮浮。”又有《云汉》，指银河，其开头云：“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先秦文献亦有称作“天汉”者。秦人又将天汉以西最亮的一颗星命名为“织女星”，以纪念其始祖女修。
后来，天河东侧一亮星被命名为“牵牛”，是周人为纪念其始祖后稷的孙子叔均的。《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荒西经》中也说：“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周人是兴起于陇东的。上古时周秦长期相邻，周秦文化的交流形成“牵牛织女”的传说。笔者以为“牵牛织女”的传说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诗经·周南·汉广》和《秦风·蒹葭》都是写在汉水的一侧一个男子追寻对岸女子，就是反映着这个传说的情节。
后来由牵牛（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了“乞巧节”或曰“七夕节”。为什么设在七月七日呢？有三个原因：其一，七月初为夏收和秋收之间短暂的农闲时间。其二，农历七月是一年中观察星空最清晰的时候，也是牵牛星和织女星靠得最近的时候。其三，“七”在上古象征西方。《素问·五常政大论》曰：“眚于七。”唐代王冰注：“七，西方也。”而“眚”也有返回之义。故古人将人死后魂返回之日叫“眚期”；将吉礼中返还男方家的部分叫“眚礼”。因此，“七夕节”定在农历七月七日，也有着很丰富的文化蕴含。
《周易·复卦》中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震卦》和《既济》也有“勿逐，七日得”之语，则“七”在上古之时有“返回”之喻义。这究竟是《周易》的观念影响了七月七日七夕节的确定，还是《周易》反映了当时已形成七月七日织女返回以与牵牛相会的情节，还难以确定。
据《西京杂记》卷一《七夕穿针开襟楼》、卷三《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载，七月七日七夕节女子们歌唱、穿针以乞巧的风俗在西汉初年的宫廷中已有。当时都城在长安，宫女也多来自秦陇之地，故应是当时陕甘一带民俗传进宫中。魏晋以后诗文中关于七夕风俗有较多的反映。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国各地七夕节只有七月七日夜摆上瓜果，妇女燃香烛以敬织女、作穿针等活动以乞巧，而陇南的西和、礼县和天水市秦州区东南靠近西和礼县的天水镇，乞巧活动要进行七天八夜。汉中平川地区未婚姑娘在七月初一开始准备，从初五至初七举行三天乞巧活动，其地点也是在汉水边上。尽管数千年来由于一些地方处于交通枢纽或文化发达，这个节俗慢慢失去，但在西汉水（古之汉水上游）仍保存这种习俗，由此也可以看出乞巧风俗同汉水、同早期秦文化的关系。
西和、礼县和天水镇姑娘们乞巧时又跳又唱，受旧礼教的约束较小。乞巧活动中女孩子小时就学着生豆芽，一般是一个巷道或一个庄一个乞巧点，由这一片中有威信、有组织能力的女子担任巧头，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联络、确定坐巧处。姑娘们自己出钱出物，购置香、蜡之类；自己编歌、做贡品，最后一天会餐也是自己做饭，大的操作，小的当帮手，跟着学。这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女孩子自己组织的“自修学校”，学唱歌、学跳舞，还学创作、学针线、学茶饭，是同历来道学家所强调的“男尊女卑”“严守妇道”“笑不露齿”之类思想观念相对抗的。七八十年以前的乞巧歌中不但表现了对压迫妇女、买卖婚姻的不满与反抗，而且有不少反对剥削压迫、揭露贪官污吏的内容，表现出女孩子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两千多年来乞巧节在普及教育、提高妇女地位以及和谐家庭与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对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农民在“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中正常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这些在今日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也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我们应予以充分关注。
总之，秦人两次迁于西汉水上游（即上古之汉水上游）的西垂、朱圉山一带，是有原因的。我们透过早期秦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文明初始阶段的情况。我们要对上古、远古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认识，一要依据最早的文献记载，二要靠地下出土文献，三要重视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难以抹杀的民族群体记忆，它不仅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弥补文献的不足，纠正后人对一些文献的误增妄改，还可以揭示出一些出土文物和某些遗迹的时代之间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