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181-234），其一生经历，自阳都而荆襄，而巴蜀、云贵、汉中，几乎涉足大半个中国。到了他的晚年，随着北伐的连年用兵，在陇原大地上也多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诸葛亮踏上陇原大地，当然是为了实现他“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夙愿。而这一方略，又早在他隐居隆中时即已孕育成熟。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年仅27岁的诸葛亮就向前来请他出山的刘备提出：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被后人称为《隆中对》中的一段话，也是诸葛亮随刘备出山后终生所追求的目标。但因关羽的“大意失荆州”，刘备的伐吴丧命，显然，这一原定计划已无法实施。于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重任便全部落在了诸葛亮的身上。而这也就是诸葛亮不得不亲率大军，多次踏上陇原大地的原因。
自公元228年（建兴六年）至公元234年（建兴十二年）的6年间，诸葛亮以汉中为基地，先后对曹魏进行过5次北伐，即所谓“六出祁山”（后人将建兴八年即公元230年秋诸葛亮待魏军于城固、赤阪的一次也计算在内。然此次魏军数道南侵，半途而返，两军并未接触）。其中，第一、第三和第四次北伐又都是在今天的甘肃境内进行的，因之，这位被后人视作中华民族智慧象征的诸葛孔明，也便与甘肃结下了不解之缘。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取郿（今陕西眉县），并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境内），以吸引魏军主力；而他自己则身率6万大军进攻祁山，从而揭开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诸葛亮的军队一路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了今甘肃西和、礼县一带的祁山地区，并在祁山堡安营扎寨。祁山堡位于今礼县城东23公里的祁山乡，是祁山山脉突起于汉阳川的一座孤峰，四面陡峭如削，唯西有门可入，能沿曲折小径攀援至山顶。堡东9公里处为卤城（今盐官镇），以盛产食盐著名；堡西南为川口村，是出入巴蜀的隘口。而山顶则为一2000平方米的开阔地，且西南角有洞穴通西汉水河畔，可供军队汲水。于是，诸葛亮便在这里设立了他的北伐军指挥部，指挥蜀军继续北进。
由于诸葛亮出其不意，再加上军队的戎阵整齐，号令严明，所以蜀军一路进展十分顺利。南安（今陇西县东北）、天水（甘谷县东）、安定（镇原县南）三郡纷纷叛魏归蜀，诸葛亮在天水又智收了姜维。一时间，关中为之震动，曹魏朝野恐惧。至此，魏明帝曹睿才恍然大悟，慌忙从洛阳赶到长安坐镇，并派大将张郃率兵抵挡蜀军。当时，张郃出兵的路线大体是沿“丝绸之路”的南道东段行进的，即由长安经固关（今陕西陇县）、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越陇山而至今张川县的龙山镇、秦安县的陇城镇，然后进入天水、祁山一带。这与诸葛亮进攻关中的路线恰好是一致的。于是，蜀魏两军便在这条“关陇大道”上的军事重镇街亭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
街亭在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45公里的陇城镇，由此往东可越陇山而进关中，往南则可以下天水而入四川，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年街亭之战的主战场就在今秦安县的陇城镇（古略阳）至张川县的龙山镇（原断山镇）之间，即今张川县的连柯川一带。其地当清水河（古略阳水）谷地，多为平川，唯东南部有一山突起，东西横截，不与众山连属，名曰断山（今名龙山），成为街亭防守的前沿阵地。
街亭之战时，诸葛亮坐镇西城（即西县，约在礼县东面的祁山与大堡子山之间），而令参军马谡为先锋，率大军与张郃战于街亭。但因马谡“违亮节度”，“依阻南山（断山），不下据城”，结果被张郃绝其汲道，“大破之”，街亭失守。接着，魏军又长驱直入，很快平定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从而令蜀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样，诸葛亮出其不意夺取关中的军事计划便完全被打乱了。不得已，他只好带领姜维等撤军，并拔西县民千余家还于汉中。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遂以失败而告终。这是诸葛亮首次踏上陇原大地。
关于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这里有几点是需要说明的；
第一，诸葛亮为何不采纳魏延“十日出子午谷”之计，速攻长安；而坚持“平取陇右”，先夺取天水，然后再从背后包抄魏国？
众所周知，在一段时间里，魏延十日出子午谷以袭长安之计被不少人看作是可行的，而诸葛亮拒纳魏延之计则被认为是“战略之失”，是“心胸褊狭”、嫉贤妒能。窃以为，这是对魏蜀两国的军事形势不明且于魏延之计的可行性缺乏论证所致。
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后不久，即率十万大军出师伐魏。蜀军从成都北上，经剑阁，走金牛道，过宁强，很快便进入汉中盆地。诸葛亮屯兵于沔北阳平、石马（今勉县西十里老城一带），以汉中为基地，让士兵加紧休整，积极备战。为此，他又将第一任汉中郡太守魏延调任丞相司马，并把诸将子弟也组织起来，往前线转运粮草。到了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天，诸葛亮见士气高昂，军需供应也已就绪，遂决定对曹魏发起进攻。可以说，此时的蜀军兵强马壮，粮草充盈，锐气十足，只等一声令下便要杀向敌后了。
而曹魏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诸葛亮领兵十万进驻汉中，魏明帝曹睿自然很快就知道了。他开始也同意“大发兵，就讨之”，但在听取了乐阳亭侯孙资的建议后，却改变主意了。他决定“分命大将据诸要险”（见《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裴注引《资别传》），而没有采取大力发兵就讨的办法。应该说，这样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从关中通往汉中的道路，无论褒斜道（南起褒中，北面出口在五丈原）、傥骆道（即骆谷道，南起汉中洋县，北面出口在周至县西南）还是子午道（南起西乡县子午镇，北口在长安南面的杜陵），皆是穿行于山谷之中，路既狭窄险要，而且有时还要靠修栈道以行进，大部队在其中根本无法运转。尤其对于进攻方来说，不利因素太多。曹操说“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其它各道的情况也差不多。而对于守方来说，却只要把住出口，“据诸要险”，便可从容御敌。四道中只有故道（又名陈仓道）地势稍平缓，其路线先由褒水谷地东北行，然后往西至凤县，再沿故道水谷地东北行至散关，出陈仓，此即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的路线。而魏军要由此进攻汉中，不仅道路迴远，而且在谷道的南口也同样会受到蜀军的狙击。所以，魏明帝的策略可谓明智之举。
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时各条道路的北口曹魏确已“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只有故道的北口陈仓未充分设防，但不久曹真即命郝昭、王生距守之，并治其城，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蜀军应当如何进攻呢？于是诸葛亮在南郑与群臣计议作战方略。而魏延的“十日出子午谷”以袭击长安之计，便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提出来的。究竟是靠奇袭长安取胜，还是“安从坦道”以“平取陇右”，然后从魏国的背后包抄敌军以取胜？诸葛亮经过慎重的考虑，选择了后者。应该说，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首先，诸葛亮将进攻的路线选在比故道还要往西的陇右一带，这样既避开了东线敌军的严密防守，同时又能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曹魏后方，从而使蜀国军队在这一地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西线的路况也远较东线为坦易，这就更易于大部队的运行和展开，尤其利于“八阵图”的运用（八阵图是平坦地区的战斗队形）。前面说过，自诸葛亮进驻汉中到北上出击，为时将近一年。在此期间，蜀军既可以加紧休整，积极备战；而魏军也能以逸待劳，加强防守。如十万大军勉强走褒斜道或傥骆道或子午道，要么三路并进，军力分散；要么只走一道；致被守敌扼于谷内。这都是胜负难料的。而“安从坦道”、“平取陇右”，路虽迥远，但却可以稳操胜算，“十全必克而无虞”。这对于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来说，当然是首选了。
其次，陇右为襟带、咽喉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蜀军迟早是应该得到的。古时所谓陇右，乃泛指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这是中原通向西域的必经之地，也是关中的大后方。而天水一带又是关中进入陇右的门户。诸葛亮的“平取陇右”，实际是要夺取以天水为中心的陇右门户地带。因为由天水往北，经街亭（今秦安县陇城镇）、越陇山，出大震关（今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固关（今陕西陇县）以达长安，便是著名的“关陇大道”，亦即“丝绸之路”的南线；往南，则由祁山堡（今礼县城东23公里）以达汉中或四川，在交通上具有枢纽的作用。所以，只要控制了天水一带，便可随时从背后出击长安，从而保持战略的主动性。而这也就是当年的曹操之所以惧怕凉州马腾的原因。因之，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已经有了“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再加上当时的陇右是魏国军力相对薄弱的地带，而从居民上来说，又属多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与魏国统治集团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社会随时都会发生动乱，所以诸葛亮便毫不犹豫地将突破点选在了天水一带。至于收复之后，诸葛亮自信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还是有经验的，他完全可以将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从而使陇右成为他反攻曹魏的前线。
再次，是年北伐的初步胜利也证明了诸葛亮决策的正确性。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纷纷叛魏归蜀之后，魏明帝曹睿才慌忙从洛阳赶到长安坐镇，并派大将张郃率兵五万西上抵挡蜀军。而诸葛亮早已料到张郃的出兵路线与他进攻关中的路线是一致的，所以事先便派兵把守关陇大道上的军事重镇街亭。这一战略举措也无疑是得当的。但问题出在诸葛亮的错用马谡上。假如马谡能够按照诸葛亮的意图守住街亭，阻住张郃，则第一次北伐的结果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格局，即使不能完全获胜，至少也要将战场推至陇山以东，从而对魏军形成步步进逼之势。所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虽以失败告终，但绝不是战略上的失误，他所选择的“安从坦道”、“平取陇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因某一环节的失误而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这在古今战争史上都是常见的现象，论者决不能以此而对战略的设计产生怀疑。
至于“魏延之计”，是见于《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的如下一段文字：
夏侯株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株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株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诸葛亮所谓“悬”，是指魏延此计空想的成分太大，不着边际；所谓“危”，则是说后果不堪设想，甚至还会导致失败。应该说，这是对魏延之计一针见血的批评。
从军事角度来说，诸葛亮称魏延之计“悬危”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是敌情不明。诸葛亮大军进驻汉中，曹魏是知晓的，魏明帝为此还专门组织人进行了论证，最后决定采取“分命大将据诸要险”的策略。这种据险御敌的部署，自然也包括子午谷在内，至少子午谷的北口杜陵一带当会有重兵把守。既然蜀军的军事行动已毫无秘密可言，则奇袭也就谈不上了。而且，曹魏在这一带的机动部队也是不可低估的。视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后，曹真的大军很快便赶到眉县，致使赵云、邓芝失利于箕谷可知。倘子午道有事，谁能担保魏军不会快速集结呢？而魏延以区区五千人马，要走出子午谷又谈何容易！
二是路况不明。按照魏延的计划，他所率领的五千精兵是从褒中出来，然后沿秦岭往东，最后由子午道北进。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由褒中到子午道间约四、五百里的山路，其路况便不甚明了。这一带虽是秦岭南坡，但山高路险，直到今天都没有一条横贯的公路，何况在三国时期呢？魏延即使勉强率军行进，恐怕也要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二是进入子午道后向北行进的一段，恐怕路况更差。这里全靠栈道，而栈道一旦遇雨，随时都会被冲垮。如两年后（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真由子午道南侵汉中，“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见《三国志·魏书》《曹真传》及《王肃传》）。《资治通鉴》于是年此语下胡三省注曰：“谓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这也可以从反面印证魏延出子午谷之艰难。更不要说魏军如闻蜀军进入子午道，很可能会像赵云和邓芝那样，主动去烧毁栈道了。
三是军粮不继。魏延虽然考虑到了部队的后勤供应，但“负粮五千”还是很成问题的。五千人马，人均负粮一石，还怎么行军呢？假如另外派人运粮，山路奇险，车马难行，也只有靠人“负”，而负粮者本身又是要消耗给养的。可见，魏延在后勤供应问题上的设想有点不够现实。而一旦粮草不继，无论在人烟稀少的秦岭山区，还是在山高谷深的子午谷内，都是无法筹集到的。这一点，魏延似乎也没有考虑到。至于魏延所寄希望的“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那是攻克长安以后的事情，远水解不了近渴。
四是时间难定。魏延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这也只是一种设想而已。子午谷长约700余里，假如魏延从半道入，再加上自褒中至子午道间的四、五百里山路，全程已有800里。这样，部队行进的速度每天都要保持在80里左右。且不说山路的难行，后勤供应的或不能及时，单是遇见雨天，也就会像曹真南侵时的举步维艰一样，三十余天仅走三百余里而已（即所谓“行纔及半”）。时间问题关乎战争的命运，一旦既定的时间拖延，则不但奇袭不成，还会使部队陷入危境。
五是长安难攻。诚然，当时镇守长安的安西将军夏侯惇确像魏延所说的那样，“怯而无谋”。《三国志·夏侯惇传》裴注引《魏略》也说他“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多蓄伎妾”。但夏侯惇只不过是以曹操的女婿、曹丕的朋友身份备位长安而已，真正的西部战场军事指挥权乃在大将军曹真手中，或者说在魏明帝曹睿手中。我们只要看斜谷一旦有事曹真即率军赶到，陈仓防守一旦出现漏洞曹真即派将把守治城，而作为安西将军的夏侯惇却毫无作为，便很清楚了。完全可以相信，一旦长安有事，曹真是会亲赴的。再加上此前魏明帝已“分命大将据诸要险”，所以长安的防守并不像魏延所想的那样乐观。而仅以长途跋涉后的五千军队来攻打长安，显然是很难奏效的。至于魏延所说魏明帝要“合聚”东方军队以驰援长安，“尚二十许日”，这既低估了魏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也是对魏国军队部署的无知。试想，诸葛亮刚一扬声出斜谷道并派赵云、邓芝为疑兵，曹真的大军便几乎与赵、邓的军队同时到达箕谷，那么这支军队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质言之，无论在敌情估计、道路行进、军粮供应还是在时间安排以及袭占长安的难度等方面，魏延之计都带有明显的“悬危”特点，而诸葛亮之不用其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二，关于空城计问题。《三国演义》记载第一次北伐过程中，当司马懿大军逼近西城时，诸葛亮曾运用“空城计”以退兵。此事经京剧《空城计》之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三国演义》记事七实三虚，许多描写都有史实根据。至于说诸葛亮运用“空城计”，则于史无据。但此事也绝非空穴来风，蜀汉大将赵云就曾使用过“空城计”，不过时间是在九年前，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蜀军与曹军在汉中冲突之时。事见《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
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战且却。公军败，已复合，云陷敌，还超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营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赵云在与曹操大部队猝然相遇时，不但不入围拒守，反而大开营门，从而令曹军“疑云有伏兵，引去。”这就是历史上“空城计”的真相。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则移花接木，将赵云之事置于诸葛亮名下，且将时间推后九年，又将地点由汉中移往西城，将对立的双方由赵云与曹操，变为诸葛亮与司马懿。这样一来，诸葛亮的“空城计”便被说的有声有色了。岂不知诸葛亮是最谨慎的，他的一生从不弄险。
第三，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曾有一位亲人牺牲在陇原大地上，那就是他的嗣子诸葛乔（即其兄诸葛瑾之次子）。
事要先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和《又诫子书》说起。
诸葛亮去世后40年，即西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陈寿曾将诸葛亮生前所留下的文字“删除复重，随类相从”，整理为24篇，凡104112字，并定名为《诸葛亮集》。惜此集今已不存，诸葛亮的著述在流传过程中也大多散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葛亮的文字，多半是后人从各种志籍和类书中收集而来的。例如，《太平御览》卷459所载诸葛亮的《诫子书》及同书卷497所载诸葛亮的《又诫子书》，便是这样的两篇文字。这两篇文字又被明代自称是诸葛亮36世孙的诸葛羲、诸葛倬所编的《诸葛孔明全集》，以及清人张澍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收入其中。一般认为，它们都是诸葛亮的作品，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自己的儿子的。
《诫子书》着重强调修身和为学都要静的道理。诸葛亮所说的“静”，实际是一种不含任何杂念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致远”，才能对万事万物都有透彻的理解；而一旦时机到来，又可以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即所谓“接世”。与“静”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碍修身，也不能治学，而且容易转化为“淫慢”，终至事业无成。这一番道理是琅琊文化的精髓，也是诸葛氏家族的看家本领，诸葛亮临终前将此谆谆告诫自己8岁的儿子诸葛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后世诸葛氏的子孙们，也正是将这篇短短86字的《诫子书》当作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家训。
《又诫子书》的内容则与此不同，它是专谈饮酒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称其为一篇“酒文化”的专文亦未尝不可。其全文如下：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合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意思是说，设酒宴客，是为了合乎礼节，表达感情，从而使身心舒适，以恢复人的本性。而礼节尽到，客人退席，这便是最大的和谐与快乐了。倘若主人的情意未尽，客人也还没有到疲倦的程度，可以继续饮至酒醉，但不能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这的确是一篇讲“酒文化”的绝妙好词。但诸葛亮临终前，竟然与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子大谈饮酒，则未免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且不说8岁的诸葛瞻可能还未开始饮酒，就是偶遇酒宴，也谈不到设酒宴客，更遑论“主意未殚，宾有余倦”的问题。显然，这篇《又诫子书》不可能是写给诸葛瞻的。
那么，《又诫子书》又会是写给谁的呢？我以为，这当是写给诸葛亮的嗣子即诸葛瑾之次子诸葛乔的。
诸葛乔，本字仲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生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市），小其兄诸葛恪仅一岁，而与《吴书》的作者韦昭同年。诸葛乔年轻时即与其兄诸葛恪俱有名于东吴，论者以为诸葛乔才虽不及其兄，而性业过之。当初，诸葛亮尚未有子，于是便求诸葛乔为嗣。诸葛瑾启告孙权后，遂“遣乔来西”（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诸葛乔一到西蜀，诸葛亮即以之为己嫡子，并易其字曰“伯松”。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又拜为驸马都尉，随诸葛亮北伐至汉中。诸葛亮使其督五六百兵，与诸将子弟一起传运粮草于谷中。为此，诸葛亮还曾写信与其兄诸葛瑾说：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此即“一出祁山”之时也。然而不幸的是，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便卒于军中，年仅25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以致人们连他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从诸葛乔在东吴时即已取字“仲慎”，至蜀后又易字“伯松”，并拜为驸马都尉，随即参加北伐的情况来看，诸葛乔入嗣时当已过了“弱冠”（即20岁）之年，应算是一位成年人了。再加上他与蜀中诸将领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时常奔走于山谷之中，所以，无论出于社交应酬（即所谓“合礼致情”），抑或是健身的需要（即所谓“适体归性”），饮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这便是诸葛亮为何要在《又诫子书》中专谈饮酒的缘起了。
我们知道，出于对传统酒文化的重视，诸葛亮并不主张禁酒。相反，他还将酒宴之设当作一种“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的礼仪活动，并希望能借此来交流感情，调节人际关系。但他坚决反对狂饮烂醉，更不能容忍因酒误事。诸葛亮对酒文化的这种见解，即从今天看来，也很有可取之处。大约其时蜀中的官场上，饮酒之风还是很盛的。所以诸葛亮的这番告诫，既是出于对嗣子的爱护，同时也是有感于蜀中诸将子弟的饮酒之风而发的。诸葛亮自然熟读过《尚书》，而《尚书·酒诰》中所记周公关于饮酒的一番谈话，他也会牢记心头的。周公认为殷商之亡与朝野上下的饮酒关系极大，而周朝建立后即从中吸取教训。这与刘备入主西蜀后的情况也有几分相似。诸葛亮当然不愿意看到蜀国的官员们像当年的“殷顽”那样沉迷于酒，以致不能自拔，于是，出于对巩固西蜀政权的考虑，他便向刚入蜀不久的嗣子谈了自己对饮酒的见解，并试图通过诸葛乔去影响当时的“高干子弟”们。应该说，这才是诸葛亮写作《又诫子书》的更为深远的用意。
《又诫子书》既然是诸葛亮写给入蜀之后的诸葛乔的，则其写作时间便可定在蜀建兴五年，至迟不得晚于建兴六年。建兴六年即公元228年，其时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才刚刚两岁（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其时诸葛亮47岁），而此时的诸葛亮正忙于北伐，自然不会去为年仅两岁的儿子写《又诫子书》的。可见，《又诫子书》的写作时间实应在《诫子书》之前，而两者的名称也应当互换才是。大约在陈寿所编的《诸葛亮集》散失之后，后人虽得其佚文，然对其写作的背景及文章的先后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内容之重要程度，聊为标题区分而已。这便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情况。
但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乔虽早卒，然其子孙还是绵绵不绝的。其子诸葛攀在蜀国已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待到诸葛恪及其少弟诸葛融并诸子侄全部见诛于吴，诸葛瑾的子孙皆尽后，因其时诸葛亮已自有胄裔，故诸葛攀又复为诸葛瑾之后。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诸葛攀之子诸葛显又随诸葛瞻之次子诸葛京等一同内移河东。此后，诸葛显及其后代子孙，便成为诸葛瑾的一脉仅传了。但他们虽在血缘关系上属于诸葛瑾的后代，而在文化传承上却多受诸葛亮的影响，并与诸葛京的子孙们一样，共奉《诫子书》为其家训。至于《又诫子书》是写给谁的，大约连诸葛乔的后人们也未必能知晓了。
诸葛亮再次足履甘肃，是在公元229年（建兴七年），即他第三次北伐期间。此前，他曾于公元228年的冬天出散关（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围陈仓（今宝鸡市东），举行过第二次北伐，然因粮尽而不得不返。第三次北伐的路线是今天的甘肃南部一带，由于准备充分，结果大获全胜。这次，诸葛亮首先派陈式攻打武都（今成县西）、阴平（今文县西北），待曹魏的雍州刺史郭淮欲率众出击时，诸葛亮则领军来到建威（今西和），从而逼迫郭淮退还，由蜀军完全占领了武都、阴平二郡，拥有了今甘肃徽县、成县、康县、西和、两当、宕昌、武都、文县、舟曲及陕西省的凤县、略阳等广大的地区。后主刘禅对这一次的胜利也十分高兴，旋即下诏恢复了诸葛的丞相职位（街亭之役后诸葛亮曾上书“自贬三等”）。
公元231年（建兴九年）春天，诸葛亮复出祁山，举行了第四次北伐。这一次，诸葛亮以“木牛”（一种灵便的独轮车）运送军粮，首战即打败了西救祁山的魏军郭淮、费曜，并借机芟割卤城一带的熟麦。魏国派司马懿率军迎战，诸葛亮与司马懿相遇于上邦（今天水市秦城区）之东。但魏军敛兵依险，蜀军久不得交战，于是，诸葛亮遂引兵还保祁山。司马懿原本不肯交战，后因部下笑他“畏蜀如虎”，才自己率军取中道（赤峪沟往天水镇一道）击亮，而令张郃追蜀军至木门。木门在今天水市秦城区西南牡丹乡的木门村（一说在礼县盐官镇罗家堡村境内），其地两山夹峙，空谷一线，为略阳至祁山的必经之道，故又称“木门道”。道长约500米，宽约50米，地形十分险要。诸葛亮在撤退时，早于木门东山埋有伏兵，待张郃追至，万箭齐发，“飞矢中郃右膝”，遂射杀张郃。与此同时，蜀将魏延、高翔、吴班等也于中道大破魏军，逼使司马懿还保上邦。
此次北伐，两路魏军均未得逞，但诸葛亮最终还是退回了汉中。原来当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上邦之际，蜀中负责运送军粮的李严因害怕粮秣误期而受诸葛亮责罚，竟假传后主刘禅之旨，要诸葛亮回师。加之军中粮尽，诸葛亮也不得不暂时收兵。这样，原本很有希望的第四次北伐又夭折了。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再率10万大军，由褒斜道出斜谷，占据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举行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北伐。但与司马懿对垒百余日之后，诸葛亮却因劳累过度，于这年的农历8月28日病逝于军中，终年54岁。一代忠臣良相殉职，千古智慧之星陨落，诸葛亮的陇右之行也到此为止。
据说在诸葛亮逝世的那天晚上，有一颗发着红光的流星，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流动，三起三落，最后变小，投于诸葛亮营中。此事首见于东晋孙盛的《晋阳秋》一书，而今天五丈塬诸葛亮庙内正殿侧墙镶的一块石头，据说就是当年那颗流星的陨石，经附近落星湾的居民世代保存下来的。是民俗附会，抑或天文现象的巧合？这只有留待天文学家们去解开这个谜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称诸葛亮为“巨星”，称诸葛亮的死为“大星陨落”。
至于诸葛亮究因何疾而终，疑不能明。近人或谓肺结核，或谓胃癌，或谓胃溃疡大出血，实皆缘“呕血”而立论。“呕血”之事见王沈《魏书》，且谓“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道发病卒”。然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已辩其妄。裴松之云：
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呕血”，盖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及至刘琨丧师，与晋元帝笺亦云“亮军败呕血”，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丧故也。
其说甚辩，今人似不宜再“引虚记以为言也”。
综观诸葛亮的北伐，其在甘肃留下的足迹主要集中于今天的天水和武都地区。像西和的建威（今西和县城附近），礼县的祁山堡、卤城（今盐官），天水市的天水关（今天水镇北），木门道（牡丹乡木门村）、西城（祁山与大堡子之间）、上邦（今天水市秦城区）等地，诸葛亮皆曾亲历，并留下了不少的遗址和传说。如祁山堡附近的“诸葛亮上马石”、“诸葛九寨”（传为蜀兵积土假充粮堆），天水城东俗称陈家磨处的“诸葛军垒”（传为蜀兵每人握一把土堆置而成），及流传于木门村一带的“木门矢髀”故事，皆是。至于街亭（今秦安县陇城镇），诸葛亮虽未亲至，但蜀军的首次北伐受挫及孔明的“挥泪斩马谡”，都与街亭之失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今日要追寻诸葛亮在甘肃的足迹，街亭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北伐未能成功，给千古英雄带来了永久的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却在甘肃大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从而令陇原儿女们世世代代地在怀念着他。
（《甘肃文史》2007年第3期）